36氪

2010年，一个名为36氪的科技博客在北京悄然上线。它的名字取自元素周期表第36号元素“氪”，这个在惰性气体中排名第三的元素，在氦、氖之后，氙、氡之前，恰好处于一种低调而关键的位置。创始人刘成城和他的团队希望这个平台能为创业者提供“氪”金能量——一种类似于超人从氪星获得力量的隐喻。但彼时，中国的互联网创业环境远未像后来那样沸腾。2010年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刚刚萌芽，3G网络尚未普及，智能手机的渗透率还很低，诺基亚依然是市场霸主，iPhone 4虽然已经发布，但国内用户还只能通过水货渠道获取。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巨头格局初定，但尚未形成后来那种“站队”式的垄断。在这样一片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的土壤上，36氪的诞生，恰如一颗种子落入即将迎来春雨的旷野。

要理解36氪的起源，必须回到那个信息不对称的年代。2010年，中国科技媒体领域并非一片空白，但主流媒体对互联网创业的报道往往流于表面，或者聚焦于已经成功的巨头。对于大量草根创业者来说，他们渴望了解硅谷的动向，想知道美国那车库里的故事如何被复制到中国。刘成城，这位1988年出生的年轻人，当时还在北京邮电大学攻读通信工程专业。他并非技术天才，也不是商业奇才，但拥有一种敏锐的嗅觉——他注意到，国内几乎没有一家媒体系统性地翻译和介绍TechCrunch、VentureBeat等国外科技博客的内容。于是，他拉上几个同学，在宿舍里搭建了一个WordPress博客，每天手动翻译几篇硅谷的创业报道。最初的36氪，内容粗糙、排版简陋，更新频率也不稳定，但它的价值在于填补了一个巨大的信息空白：当国内创业者还在为“什么是天使投资”而困惑时，36氪已经将Y Combinator的孵化模式、Airbnb的共享经济理念、Dropbox的云存储故事带到了中文世界。

早期的36氪，与其说是一家媒体，不如说是一个翻译小组。刘成城和他的团队没有资金，没有办公室，甚至没有正式的服务器。他们用低价租来的虚拟主机，靠着Google Reader和RSS订阅来抓取国外资讯。这种“搬运工”式的模式，在版权意识薄弱的2010年并未遭遇太大阻力，反而因为内容的新鲜度和时效性迅速积累了一批忠实读者。这些读者中，很多后来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创业浪潮中的关键人物——比如滴滴出行的程维、美团的王兴、字节跳动的张一鸣。据36氪早期团队成员回忆，他们曾经在后台收到过程维的私信，询问关于美国打车软件Uber的详细报道。这种“信息红利”在当时的中国创业圈是稀缺资源，而36氪恰好成为了那个传递火种的驿站。

2011年，中国互联网创业的第一次浪潮开始涌动。团购网站的“千团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O2O概念开始被热炒，移动互联网的创业者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36氪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开始从单纯的翻译转向原创报道。他们不再满足于介绍国外的模式，而是开始记录中国本土的创业故事。2011年7月，36氪发布了第一篇原创报道，关于一家名为“滴滴打车”的初创公司——当时它还叫“嘀嘀打车”，只有几十名员工，正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推广司机端App。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轰动，但它标志着36氪从一个信息中介向内容生产者的转型。同年，36氪推出了“氪星人”社区，一个让创业者和投资人直接交流的论坛。这个社区虽然简陋，但聚集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互联网创业者，他们在这里讨论产品、融资、团队管理，甚至互相介绍投资。可以说，36氪在无意中构建了一个早期的创业生态圈。

2012年，36氪迎来了第一个关键转折点。刘成城决定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博客，而是正式注册公司，成立“北京协力筑成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这个略显拗口的公司名称，透露出36氪未来商业模式的雏形——它不仅要报道创业，还要介入金融和信息服务。同年，36氪获得了来自知名投资机构的天使投资，开始组建正式的编辑团队。他们招聘了第一批全职记者，这些记者大多刚从大学毕业，对科技行业充满热情但缺乏经验。36氪内部流传着一个说法：“我们的记者可能不是最专业的，但一定是最拼的。”他们常常为了一个独家消息，在创业公司的车库或咖啡馆里蹲守到深夜。这种“野路子”式的报道方式，反而让36氪的内容充满了现场感和真实感。2012年11月，36氪独家报道了美团网获得阿里巴巴领投的5000万美元B轮融资，这篇报道让36氪在创业圈一战成名。此后，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开始主动向36氪提供融资信息，36氪逐渐成为国内科技圈信息密度最高的媒体之一。

2013年到2015年，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创业的黄金时代。O2O、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在线教育……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风口出现。36氪的报道节奏也随之加速，每天发布数十篇文章，覆盖从天使轮到上市的全周期。他们最早报道了滴滴、美团、字节跳动等明星公司的早期动态，甚至在一些公司还只有几个人的时候就进行了深度访谈。36氪的记者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融资消息，而是试图挖掘创业者的心路历程、产品的迭代逻辑、团队的分歧与和解。这种“人本化”的报道风格，让36氪区别于当时其他科技媒体那种冷冰冰的“融资快讯”。2014年，36氪推出了“氪指数”——一个基于公开数据（融资轮次、媒体报道量、用户增长曲线等）对创业公司进行热度排名的工具。这个指数虽然算法粗糙，但在当时缺乏量化创业公司热度的背景下，迅速成为投资人和创业者参考的“风向标”。甚至有风投机构公开表示，他们会根据氪指数来筛选投资标的。尽管后来有人质疑氪指数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但它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中国创业圈的舆论生态。

2015年，36氪的商业模式开始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广告和公关服务，他们推出了“36氪融资”平台，试图连接创业者和投资人。这个平台本质上是一个线上的融资对接系统，创业者可以在上面提交BP（商业计划书），投资人则可以筛选项目。这种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尚属首创，但很快遭遇了挑战：一方面，头部项目往往被顶级VC直接截胡，不会通过公开平台寻找融资；另一方面，大量质量参差不齐的项目涌入，导致投资人筛选成本极高。36氪融资平台最终没有成为颠覆性的产品，但它为36氪积累了大量的创业公司数据，这些数据后来被用于开发更复杂的分析工具。同年，36氪还推出了线下活动品牌“WISE大会”，邀请知名投资人、创业者、学者进行演讲和圆桌讨论。WISE大会很快成为国内科技圈最具影响力的年度盛会之一，参与人数从最初的几百人增长到后来的数万人。2015年的WISE大会上，刘成城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中国的创业浪潮已经从‘模式创新’转向‘技术创新’，未来十年属于硬科技。”这句话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忽悠”，但几年后，当芯片、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成为真正的风口时，人们才意识到36氪的预判能力。

2016年，36氪迎来了又一个关键转折点。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开始消退，O2O泡沫破裂，大量创业公司倒闭。广告主缩减预算，科技媒体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36氪在这一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推出付费内容产品“36氪Pro”。这个产品最初定价为199元/年，提供深度的行业研究报告、独家融资信息、以及知名投资人的闭门分享。当时，国内科技媒体普遍依赖广告和公关收入，付费阅读几乎是一个无人敢触碰的禁区。36氪Pro的上线，引发了行业内的激烈讨论。有人质疑：“科技新闻应该是免费的，凭什么收费？”也有人认为：“如果内容足够有价值，用户愿意付费。”事实证明，36氪Pro的尝试是成功的。上线第一年，付费用户就突破了1万人，虽然这个数字在绝对规模上并不大，但它证明了科技媒体可以靠内容本身盈利。更重要的是，36氪Pro迫使编辑团队生产更高质量的内容——他们不再追求点击量，而是追求深度和独特性。这种“知识变现”的模式，后来被虎嗅、钛媒体等同行效仿，成为科技媒体行业的一种标准操作。

2017年到2019年，36氪进入了快速扩张期。他们推出了“36氪研究院”，专门生产行业研究报告；成立了“36氪创投板块”，提供融资顾问服务；还收购了几家小型的科技博客，扩充内容矩阵。2018年，36氪的月活跃用户突破1亿，成为国内最大的科技媒体之一。但规模的扩张也带来了问题：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商业化与新闻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一些创业公司抱怨36氪的报道偏向付费客户，甚至出现了“付费删稿”的传闻。刘成城在内部会议上多次强调“内容独立性”，但在商业压力下，这种独立性越来越难以维持。2019年，36氪的营收结构中，广告和公关服务占比超过70%，付费内容占比不到10%。这种不平衡的商业模式，让36氪在资本市场上的故事变得尴尬——它既不像媒体，也不像金融科技公司。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线下活动停摆，广告收入锐减。36氪被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裁员，裁撤了约20%的员工。这次裁员在行业内引发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这是科技媒体“黄金时代”终结的标志。但36氪迅速调整策略，将重心转向线上直播和远程会议。他们推出了“WISE线上峰会”，邀请嘉宾通过视频连线进行分享，这种形式在疫情期间反而获得了更高的参与度。2020年下半年，36氪还推出了“氪星加速器”，一个针对早期创业公司的孵化项目，提供办公空间、融资对接和媒体曝光。这个项目虽然规模不大，但标志着36氪从“旁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它不再满足于报道创业，而是试图直接参与创业。

2021年，36氪的母公司北京协力筑成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尝试在科创板上市，但最终未能成功。据招股书披露，36氪在2020年的营收为4.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负，连续多年亏损。资本市场对科技媒体的估值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用户增长不再是唯一指标，盈利能力和商业模式可持续性成为关键。36氪开始收缩战线，砍掉了部分非核心业务，重新聚焦于内容生产。2022年，36氪推出“AI日报”栏目，用人工智能辅助生产新闻摘要，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将AI技术融入内容生产流程。虽然这个栏目在初期遭遇了“机器味太重”的批评，但它预示着科技媒体未来的可能形态。

回顾36氪的十多年历程，它的兴衰与中国互联网创业浪潮的起伏高度同步。在2010到2015年的黄金时代，36氪几乎见证了每一轮风口从萌芽到泡沫的完整周期——从O2O到共享经济，从互联网金融到区块链，从在线教育到社区团购。它的记者们在创业公司的办公室里熬夜写稿，在投资人的会议室里旁听融资谈判，在深夜的咖啡馆里听创业者倾诉失败。这些经历构成了中国科技史最鲜活的注脚。36氪的“氪指”虽然粗糙，但它第一次用数据量化了“热度”这个概念；它的“WISE大会”虽然商业化气息浓厚，但它为创业者提供了展示和连接的平台；它的“36氪Pro”虽然争议不断，但它证明了知识付费在科技媒体领域的可行性。

在文化遗产层面，36氪的价值不在于它创造了多少原创技术或商业模式，而在于它记录了一个时代。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互联网创业从野蛮生长到理性回归的全过程。当未来的人们回顾2010到2020年的中国科技史时，36氪的报道将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它最早报道了滴滴、美团、字节跳动等公司的早期动态，这些报道后来被频繁引用在各类商学院案例中。它培养了一代科技记者，这些人后来分散到各大媒体和互联网公司，形成了中国科技报道的“黄埔军校”。它甚至影响了创业者的行为方式——很多创业者会刻意在36氪上制造“氪指数”高的假象，以吸引投资人关注。

但36氪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的商业化探索始终未能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既要保持媒体的独立性，又要实现盈利；既要追求内容的深度，又要应对流量的压力。它的“付费删稿”传闻、融资平台的失败、上市计划的搁浅，都是中国科技媒体在转型期面临的典型困境。更重要的是，36氪的兴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互联网行业，媒体永远是一个“配角”行业。它无法像平台型公司那样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也无法像投资机构那样直接参与价值分配。它只能作为一个“录者”存在，而记录者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它所记录的那个时代的兴衰。

如今，36氪依然在北京的办公室里运转着。它的编辑团队比巅峰时期缩小了一半，但依然在每天生产着大量科技新闻。它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引领话题，但依然是中国科技圈不可或缺的信息源。它的故事，就像它名字中的“氪”元素一样——一种稀有气体，在空气中含量极低，但一旦被电离，就能发出独特的光芒。这种光芒或许不够耀眼，但足以照亮中国互联网创业史中那些被遗忘的角落。